暮年
李旭英离开唐山工学院后被调到中国纺织工业部工作，她欣然接受，以为可以把自己的专业技能用于花布、地毯等的花纹设计上了。谁知纺织工业部分配她去了一个下属的纺织杂志社，除了设计几期封面外，大部分时间都无用武之地。李旭英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之工作不顺心，病情加重。她的血压继续上升，心脏衰弱，左目完全失明，不能再去上班。时间长了，单位对此颇有微词。那时制度不健全，不能办理病退手续，只办了退职，给了她一笔退职金，就算了事。李旭英也无可奈何。到1953年，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没有收入，李旭英不得不变卖一些家中收藏的古董，还试着向政府申请救济。在朋友的帮助下，得到了北京市民政局每月30元的救济金，勉强维持生活。
1953年阿敏从首都师范学院附中毕业后，服从学校分配，放弃了去唐山铁道学院建筑系学习的机会，留校做了美术教师。姐姐有了工资，家庭生活稍稍有所改善。李旭英两个女儿在母亲的熏陶下，从小都喜欢画画，也很擅长。宏志初中毕业的时候老师建议她考美术学院附中，她自己也愿意，可是李旭英非常反对。她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艺术界内部不是个温暖的地方，各种倾轧让她不愿女儿将来也经历自己的坎坷。宏志听了母亲的话。1956年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1958年，全国进入了“大跃进”时期。因为“大跃进”需要资金，要求各方面节约经费，连救济金也属于精简的范围。政府不好直接向李旭英提出，就找了那时已是共产党员的阿敏去说服母亲。李旭英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但她心里不好受，自己一生独立自强，晚年却要靠女儿养活。而且，仅靠阿敏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三个人生活本就紧张，还要供宏志上大学。那时候宏志每月伙食费就要交12元。李旭英只好将自己心爱的藏书卖了贴补家用，有的是父亲李裕增的藏书，有的是王元奇从日本带回来的。这些书几次家里经济困难时，她都没舍得卖，不是万不得已，她绝不会卖。
1958年的“大跃进”带来了三年经济困难，李旭英的生活更加艰难。姐妹二人平时都在学校吃饭，只有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回家。李旭英为了孩子们回来的时候能吃得好一点，在屋前的小块地上种了点南瓜和青菜。一开始效果并不是很好，但她没有灰心，就又整地施肥，第二年颇有收获，心情好起来，还写了一首《培蔬》的五言诗：
培蔬屋旁隙，殷勤时灌溉。晨星锄杂草，日午清苗秽。
良苗未怀新，萎萎朝气退。穷源乏基础，安得不离背。
开荒理杂砾，沃土清内塞。整地基施肥，隔春播子再。
蔓萦秋瓜实，实中蜜菘刈。寄言耕耘者，何止盘中菜。
平时她自己吃得很差，量也很少，有时还将院子里的野草挖了当菜吃，人浮肿得厉害。
因为不甘心靠女儿的工资生活，李旭英不断寻找出路。她在报纸上常常看到外交部长陈毅写的诗，就给陈毅写了封信，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还附上自己写的诗。她本来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认为陈毅公务繁忙，顾不上她这个素不相识的人。然而不久以后，1962年，李旭英得到了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的聘书，聘她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馆1952年成立，专门聘任60岁以上，有声望学识，生活困难的知识分子。她去文史研究馆报到时，馆方的负责人告诉她，您是上面的人推荐的。为此，她十分感谢陈毅，后来又将自己于1965年自费印的诗集《绿荫诗词吟草》寄给了陈毅。
在文史馆的日子是李旭英新中国成立后心情最好的一段日子。文史馆馆员待遇不错，上班时间没什限制，主要从事地方史料整理、古籍研究和书画创作。馆里每周都有组织活动，大家一起谈诗、论画，一起出游。从李旭英的诗词就可以看出他们一起去过北京西郊的香山、潭柘寺等地，她写了《癸卯（1963年）文史馆同人春游香山公园》四首诗，其中的一首：
名园开放畅心情，四十年来又此行。
鬼见愁高人不惧，老当益壮力横生。
层层石磴青围起，历历村墟绿亩盈。
佳日风光须爱惜，丹枫红透再相迎。
诗中表达了此次游香山令她回忆起四十年前来这里的情景，而今人虽老了，但精神不减当年，还能登上鬼见愁，远望绿色的田野和村庄，还希望待到秋天漫山红叶时，再来此一游。母亲又填了一首词《齐天乐·乙己北京市文史馆集体春游潭柘寺》：
千年古寺留慿吊，清扬柘丝纮转。
溪水如蓝，岫云染黛，又把春光拨返。
红旗漫卷，捕鱼肉幽燕，帝王鹰犬。
重整江山，雾裳冰鱠更无限。
……
欣舒积懑，正假日登临，杖藜偕伴。
舜日尧天，放歌吟啸远。
这首词虽然是写游潭柘寺的，词中描绘了潭柘寺的古雅清幽，并满含了她对新社会的歌颂。
李旭英的美术创作也没有停止，题材很有时代气息。1964年国庆她画了一张丝瓜及花和蝴蝶编织的图案画，作为国庆献礼。在1965年春，她画了一张庆祝五一劳动节歌颂工农的图案画，并题诗《工农颂》，秋天又画了年画《庆丰收》。1966年春，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她填了一首词《临江仙慢—游泳》，并在词上画了一张游泳赛的图案画。文史馆内部举行馆员的作品展览，李旭英将她画的《纺织姑娘》等几幅画和自己的诗集《绿荫词诗吟草》送去展览。后来这些作品就存留在文史馆中，“文革”后，已不知去向。
好日子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文史馆停止活动，只给一些生活费。继而是红卫兵抄家。首先遭劫的是富裕一些的房东洪家，因为抄没财产的时候发现了一把祖上留下来的宝剑，全家就被加上了复辟的罪名。红卫兵让洪家从老人到孩子都在院子里跪成一排，低头请罪，用鞭子抽打他们。洪老爷子受不住折磨，不久就去世了。
抄洪家那天李旭英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从窗户目睹了从未见过的暴行。她想不通，如此本分的一家人，怎么可能用一把宝剑搞“复辟”呢？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书画也可能成为莫须有的“罪证”。接下来，红卫兵进住洪家，占了他家的一排正房，把洪家的人赶到后面去住。他们将从各户抄来的东西，堆在洪家的前厅和走廊上，进进出出，白天黑夜都不再关街门。那时候两个女儿都已成家，李旭英独自一人，家徒四壁，没有成为抄家的对象，可她每天都胆战心惊。她看到红卫兵抄来了不少书籍，就把自己收藏的连环画主动交给他们。这些连环画都是她从美术的角度精心挑选出来的，有成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交出去很心疼。为了怕被说成复古，她又把自己的得意之作《贵妃醉酒》、《人面桃花相映红》等，都偷偷烧了。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李旭英的心情更加不好，血压也不时上升。女儿们得知母亲在烧画，急忙赶来把剩下的大幅画《蝴蝶不随春去》、《牡丹花王》、《三阳开泰》等拿走藏了起来，才能侥幸留到今天。
1968年夏，宏志被下放到安徽凤阳接受再教育，阿敏也受到冲击，很少有机会回家。李旭英孤独一人，即不能像过去那样画点自己想画的画，也不能种点自己想栽的花草，心情自然不好，身体也更加不好。即便如此，她还是挂念着孩子们，有机会就将自己节约的钱买了糕点糖果，托人给宏志带去。
1969年，中央提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北京市要求各家各户有院子的，必须挖防空洞。洪家的四合院院子较大，自然逃不过。防空洞选在院子中央，由住户来挖，家家都要参与。李旭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可是担心街道上找麻烦，也去挖防空洞。没想到，挖了大半天，累得脸上变了颜色，邻居赶快让她回屋休息。她进屋坐在竹躺椅上就起不来了，家里没有一个人。那天是个星期六，晚上阿敏回来，看见母亲躺在竹椅上一动不动，脸色苍白，叫她也不吭声。阿敏很害怕，急忙请人帮忙把母亲送到离家比较近的人民医院。到医院时，李旭英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一代著名图案画家就这样孤苦伶仃地离开了人世。这一天是1969年11月15日。
李旭英去世的时候，王元奇安葬的万安公墓被管控，没有开放，家人只好将她的骨灰盒暂放家中。1978年秋，宏志在香山饭店参与教材编写工作。每天清晨，她和同事们一起爬山观景。这让她想到自己的母亲曾在香山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于是她和姐姐商议将李旭英安葬在香山。姐妹两人知道母亲最喜爱的是静宜园内的双清别墅，可是因毛泽东曾在那里住过，那时已不对外开放。她们在附近的松树林里选了一颗老树，取常青之意，将母亲的骨灰连同与王元奇的合影葬在了那里。直到2013年，家人终于完成对万安墓地的修整，为李旭英在王元奇墓边起了一座衣冠冢。不久前去世的阿敏也葬在父母身边。
早在修整万安墓地之前，阿敏和宏志已经开始了对李旭英生平、作品的整理工作，2020年，《著名图案画家李旭英：我们的母亲》一书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