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方百计讨生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李旭英和全国人民一样，无比兴奋。但是这种喜悦没有持续多久。中华民国教育部于1945年9月颁布《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生甄审办法》，下令解散北平沦陷时期的公立学校，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令原沦陷区在校生先补习再进行考试，至于已毕业的学生也要重新审核才能承认学位。这个歧视的举措引起沦陷区民众极大不满，最后教育部取消甄审考试，改临时大学补习班为临时大学，以收容尚未毕业的在校学生。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成了北平临时大学第八分班，原来的四科改成国画、西画、雕塑、图案、陶瓷五系。李旭英是图案系的专任讲师。1946年开始，各个大学复校，对临时大学师生财产的接收逐渐展开。5月，国民政府任命徐悲鸿为校长，接收临时大学的第八分班，复原国立北平艺专。
接收过程中，对学生和财产大多是照收， 教师却成了最难处理的问题。当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傅斯年(1896-1950)放言绝不接收伪北京大学的教师，目的是“为我教育界保持干净的记录”，因此大部分教员被遣散。在艺专，李旭英的聘书也迟迟未到。
新校长徐悲鸿有没有针对留守教师的意见不清楚， 但他显然并不打算简单接收第八分班原有的师资， 而是希望借接收之机，按照自己的理念重建艺专。这不是徐悲鸿第一次出任艺专校长。早在1928年秋，经蔡元培推荐，徐悲鸿出任过当时的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艺专）的院长。他一到任就着手教学改革，想要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结果遭到众多师生反对，不到两个月就被迫辞职离开了北平。吸取了之前的教训，这一次徐悲鸿有备而来，在国民政府他有强大的靠山，又从重庆带过来一大批信得过的师生，安排在重要的教学管理职位，在财务等部门安插了自己的亲戚。对徐悲鸿而言，这次接收正是按照自己的艺术理念重新建构中国美术教学体系的机会。
按照《我的母亲》书里的说法，接不到聘书，李旭英十分焦急，一家人的生活都指望她的薪金。她思来想去，决定举办个人画展，以展示自己的艺术水平。她拿出几年的积蓄，筹备举办个人画展，日以继夜地整理画作，孩子们也帮忙钉制、油漆画框。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她的画展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展出了。开幕的那天，中山堂的屋檐下挂着《李旭英个人图案画展》的红色横幅，来看展览的人很多，有画界人事，有新闻界人事，还包括她的同事、同学、朋友和学生。李旭英得知艺专的新校长是徐悲鸿，就主动带着宏志到东授禄街16号徐悲鸿住处拜访，向他作自我介绍，主要谈自己的绘画和在日伪时代的教学，让徐悲鸿对她有所了解。还请徐悲鸿来参观自己的画展。徐悲鸿随后带着夫人廖静文来到了画展，看得颇为仔细，频频点头称赞，尤其是那幅《牡丹花王》更是赞赏不已。画展之后，李旭英终于接到了聘书，算是有了饭碗。但是因为徐悲鸿带来的教师里没有专门教图案的，图案系不久被合并，李旭英的课时大大减少，每周两小时，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关于《我的母亲》的这段回忆，有几处值得说明。首先是时间。徐悲鸿虽然1946年5月即被任命为校长，但7月31日才到北平，而李旭英的个人画展8月16日便已开幕。由此推测，艺专的接收工作和李旭英筹备画展在徐悲鸿到京前都已展开。不过，《我的母亲》中说李旭英曾到东授禄街十六号拜访徐悲鸿，这一点与现有资料并不一致。徐悲鸿1946年到京后最初住在东裱褙胡同，1947年秋才迁往东授禄街，因此这里的地点很可能是后来记忆发生了混淆。至于画展本身，当时报纸的报道可以补充不少细节。其中《华北日报》1946年8月21日以“李旭英女士图案个展颇得观者好评”为题的报道最为全面：
“图案专家艺专教授李旭英女士图案个展，已自八一五于中山公园中山堂开幕。是日清晨，熊市长即往参观。全场作品，琳琅满目。屏风装饰一幅，状波涛之起伏。极富中国图案之风味，尤获欣赏。傅斯年先生参观时，赞美工艺图案之金工，陶瓷等，可为国货改良之范本，誉为中国个人图案展中之杰出者。十六日，徐悲鸿先生亦偕夫人往观。会场布置，首邀赞许。基础图案认为优良之教材。染织图案之锦，以数方寸之单位连续，苍松，翠柏，鹤立，鹅泛，莲舟荡漾，亭台倒影，画中人醉于山水之间，巧夺天工，欣赏良久。至于构图，蝴蝶不随春去全幅景物，均为蝶之幻相。群星起舞，以流线写歌舞之姿态，更为李氏创作之特长。七七志感，耕织作图。诗词与画笔并茂，更富时代思想。胡适之先生序白香图案集，观者丛聚，留连忘返。连日军政学商工各界闻人，均往参观。展览日期，至二十一日止。”
这篇报道不仅印证了《我的母亲》关于举办画展、徐悲鸿到场参观等基本记述，也说明李旭英当时是北平颇受关注的图案艺术家。
至于书中所说图案系后来被合并，目前尚未找到支持这一说法的资料。徐悲鸿虽然调整了艺专的学制和课程，学制5年，前面两年不分专业，都以修习素描为主，但图案系并未取消。只是这些针对国画系的改革，客观上可能也影响了图案系的课时。徐悲鸿上任后曾聘请了著名图案家庞薰琹（1906-1985）为图案系主任， 但是庞先生没有去。主任之职一直空缺到1948年，才派教速写的叶浅予（1907-1995）担任。用叶先生的话说：“【这】也许是徐的权宜之计，让我管一管这个不被重视却缺个主任的专业。因为我是外行，遭到这个系主要教师的反对。”也就是说图案系并没有像《我的母亲》书中所说被合并，只是被边缘化了。
课时少，收入不足以养家，学生和朋友们得知李旭英的难处，纷纷出力，帮她找来一些广告设计的活计。她曾为中国旅行社画广告，还给文具店设计绘制铅笔盒。姐妹两个也帮助涂颜色。还有一次从一位玩具店商人那里领来许多橡皮小动物，商人要求在上面用各色的漆绘制花纹，李旭英用铅笔在薄纸上画了图案，用复写纸拓在大象身上，再调漆涂色，之后晒在院子里，每日早晒晚收，待干透了，装在纸箱里送走。交货以后，赚了点钱，李旭英偶尔也带孩子们去西长安街西口路南的黔阳饭馆吃便宜可口的哨子面。这是贵州风味的饭馆，在这儿吃饭，让她忆起儿时的味道。
李旭英为生计忙忙碌碌，所幸孩子们渐渐长大，多少能照顾自己一些。1947年1月，李旭英趁寒假去唐山的时候， 她蒸了很多包子，做了些菜，把孩子们留在家里。那时阿敏上初中，宏志上小学四年级，两人很听话地在家做寒假作业。
李旭英去唐山是到新复校的唐山工学院应聘。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北平的物价飞升，艺专课时少得可怜，商业设计不是稳定收入，李旭英只能另谋出路。那时候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刚刚复校，新成立的建筑系缺一位教美术的教师。艺专的学生帮忙给他们介绍了李旭英。开始，她还犹疑了一下，毕竟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北平，孩子们的学校也都在北平。寒假的唐山之行，双方谈得很顺利，让李旭英最终下定决心接受这份工作。对于当时收入日益减少的一家三口来说，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三月间，李旭英带着孩子们一起去了唐山，小住了半个月。这是姐妹们第一次乘火车，什么都觉得新鲜。到了唐山，系里的教师在校友楼热情招待她们，陪她们用餐，还向她们简单的介绍了唐山的情况。后面几天里，李旭英忙着与系里的同事见面，商谈教学内容，又与学生见面，了解他们的美术水平，并试教了几节课。系主任和学生都很满意，校方也答应帮忙联系两个孩子上学的事。那时已是早春时节，校园里的梅花、迎春花等开得很好，楼门前的荷花池也已解冻，能看到里面的鱼儿游来游去。母女三人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李旭英还抽时间在校园里写生绘画。
这年8月新学期开学，李旭英和孩子们正式开始了在唐山工学院的工作和生活。李旭英具体的授课内容，有说是水彩（《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发展史》），有说是建筑装饰图案（《大公报》1948年8月2日）。初到唐山，母女三人的生活一度颇为安定。在学院安排下，她们住进了一所三间一套的西式平房，有两间大的一间小的，外加厨房和洗脸间，门前有个小院子，种有花草，像个小别墅。学院工作人员还为姐妹俩联系学校，宏志上了铁路二小，阿敏上了开滦中学。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内战持续， 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物价不断飞涨，货币急速贬值。那时李旭英每次领薪水，都要拿两个口袋提回来。
在唐山这段时间，李旭英没有辞去北平艺专的兼职，她在北平租住的房子也一直保留着。一方面通货膨胀使唐山工学院的薪水迅速缩水，多一份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多一点保障。另一方面，北平是北方艺术界的重心，她仍频繁参加北平美术界的展览和活动。对于一位艺术家而言，这种联系并非轻易能够放弃。因此，她不得不长期往返于京津之间。直到1948年10月，内战形势吃紧，工学院奉命南迁，希望李旭英也一起南下。她因为在艺专还有兼课，拒绝了邀请，回到北平。
《我的母亲》一书中说，1949年春唐山工学院复校，来信让李旭英去报到，维持原聘。李旭英考虑到生活问题，接受了聘任，再次带着孩子们去了唐山。后来唐山工学院于1950年改为唐山铁道学院，精简美术课程，为母女三人在唐山的生活画上了句号。事实上唐山工学院复校是在1949年10月，改称唐山铁道学院，院系大调整，是1952年的事。书中还提了1950年李旭英国庆前，李旭英一个人去了唐山，参与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她的任务是画几幅巨大的毛泽东像，时间要得很紧，又没有帮手，李旭英连夜赶画，血压升高。每天有人来催进度，李旭英不好意思向人说明自己的病情，勉强继续工作，直至病倒。她在唐山简单的治疗一下就回北平了。回家以后，她的血压也没有降下去，吃药也不管用，病休了几个月。这件事之后李旭英应该就没有再去唐山了。不过唐山工学院50年国庆的照片上，不仅有李旭英，两个女儿似乎也在。
与唐山平行的北平时间线上，也还有个模糊的地方，那就是李旭英到底什么时候离开艺专的。 1947年春北平艺专盛大的师生联展还有李旭英的身影。徐悲鸿撰写的美展评议里提到“此次图案有徐振鹏、高立芳、李旭英三先生领导，出品当称丰富。”（《华北日报- 艺术》第十五期 1947年4月10日。） 按这个口气，当时李旭英应当还是艺专教师。华天雪在《徐悲鸿的1949》一文中提到1947年7月27日，“国立北平艺专学生自治会”向教育部发密函状告徐悲鸿。信中说徐悲鸿这年6月中旬之后将包括李旭英在内的八位艺专老师解聘，解聘的理由是排挤国民党籍教授，因为这八个人中除了雕塑系的王静远（1884-1971）是无党派人士，其余都是国民党党员。如果密函属实，那么李旭英应当是在1947年下半年因政治原因遭到解聘。首先，目前尚无其他资料能证明李旭英加入过国民党，她后来填写的个人简历里明确写着“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团体。”其次，解聘的时间和《我的母亲》一书中李旭英1948年底还在艺专兼职的说法不符。此外，被解聘的人里，王静远是中国第一位女雕塑家，也是艺专雕塑系的创始人；惠晴庐（1902-1979）是知名的国画家，还是当时艺专图书馆的主任；郭效儒（1921-2003）是陶瓷系的讲师，后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这些人被解聘，他们的党派背景和业务水平都不大可能是真正的原因。最有可能的是他们不是徐悲鸿圈子里的人，甚至不认同他的艺术理念。孙元在《寻找王静远》一文中，也有一些相似的推测。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逐步开展对各文化教育机构的接收，人员调整比较大。综合目前所见材料，李旭英离开北平艺专的时间，应在1947年下半年至1949年初之间。至于究竟是在1947年即遭解聘，还是此后仍保留部分课程至1948年底，目前尚无足够证据作进一步判断。
这段时间李旭英还搬了两次家。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房东夏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两位老人决定卖了这套房子，李旭英一家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搬西单大磨盘院。房子比原来小一些，也没有满园花草树木了，但是还算安静，而且离孩子们的学校比较近。这家房东是满族旗人，姓戴，有两个老婆，很少和李旭英一家见面。
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平后，戴家害怕共产党说他家有钱，准备卖房。李旭英不得不四处奔走找房子。恰巧她在女子师范时的同学洪曾筌家家里有三小间西厢房空着，就租给了她们。洪家在西四兵马司，整个院子比较大，种了些榆树、槐树和枣树。进门的窄通道上有个葡萄架，像个小天棚。后来李旭英原来的房东夏家，也搬到这里，住在这个院子的最后一进院落。几次搬迁，房子是越搬越小，三间小屋每间才8平方米；条件也越来越差，没有了自己的院落。李旭英母女用连着的两间小屋做起居室，单独的一间做书房兼饭厅。做饭的炉子就放在屋檐下。这是李旭英最后一次搬家，住的时间也最长，从1950年一直到她去世。
这些困顿与奔波，后来进入了她的文字与漫画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