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艺专
前文提到李旭英刚刚从武汉辗转回到北平的时候，寄住在王元奇父亲家中。虽然有了落脚之地，经济上还是要自己解决。起初她既要照顾婴儿，又要照看病重的丈夫，只能找些设计绘制商业广告的工作，时间上可以自由一些。一位学习图案设计的艺术家走入社会画商业广告，在今天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书香门第的李旭英则未必是简单的一步。1934年《新北平报》介绍王元奇编著的《人人画刊》时曾经提到，王元奇虽然对美术广告、美术字甚至家庭布置都有丰富的材料和研究，但还是认为“艺术是清高的，不愿意和人家争利。”朋友劝他道：“不争利固可，可是与社会隔离也不是‘实用’的美术。”他这才放下矜持，开始接纳商业活动。各路商家闻风而至，从广告到照相幕，商标、织染、花样等等，忙得他不亦乐乎。李旭英虽然在学校也做过广告、电灯罩之类的设计，然而走出象牙塔，真正把设计商品化，这可能是第一次。从二女儿诞生，李旭英就一路颠簸，一直都没有奶水，只能煮些米汤、土豆泥来给婴儿充饥，小宏志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能多赚点钱给孩子买一些美国的奶粉，她便十分满足，生计面前哪有什么执念放不下。不过画广告的收入不稳定，况且丈夫去世后她还要筹资为他安葬，所以1938年5月艺专重新开课请她回去教书，她实在无法拒绝。
艺专的发展与沿革是民国时期艺术类院校中最复杂的，学校一路停停开开，校名不断更改，规格也升升降降。北平沦陷时更是兵分两路。当时众多高校与文化、学术机构南迁，大批文化人士也逃离北平。艺专的部分师生由当时的校长赵太侔（1889-1968）带领南下，先后到了江西九江、湖南沅陵。1938年，这一行人在湖南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几年后去了重庆。在另一条平行线上，卢沟桥事变后，位于北平西城京畿道的艺专已经停课。当时日本特务机关扶植成立的北平地方维持会，令各校原有职员成立保管会管理学校事物和资产。可是艺专的校舍被日军占用，学校财产拿不出来，教师工资也停发。留守在北平的师生一时没了着落。1937年12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设立教育部，开始恢复和整顿各级学校的工作。第二年5月，艺专重启，改名为“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原来雕塑系的教授王石之（1894-？）被任命为校长。王石之是艺专自己培养的学生，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艺专教工艺雕塑。北平失守后他原本也打算南下，不过由于经费和家庭的原因没有走成。做校长他情非所愿，在教育部坚持下勉为其难。艺专重新开课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在报纸上发了消息。还请了国画大师黄宾虹（1865-1955）任教务主任。陆续回来的学生有近百人，滞留京中的教师如黄宾虹、张大千、溥心畲、储小石等都聘了回来，李旭英就是其中之一，是图案科的教授。
由于老校舍被占，1938年5月复校后艺专的校址几经迁徙，最终于年底安顿在东城东总布胡同原北京大学商业学院旧址。王家在西城机织卫胡同，离学校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李旭英上班非常不便。后来李旭英母女三人被婆婆和小姑赶出来，搬到了西城绒线胡同80号，只是稍微近了一点，平时乘人力车也需要一小时，遇到天气不好，叫不到车，只能徒步。有一次赶上下大雨，她又不愿误了学生的课，竟冒雨淌水从西城走到东城的学校。结果课是上了，人却病倒了，由感冒转成伤寒，不得不住院治疗。后来伤寒虽然好了，高烧造成的听力损伤，却伴随了她此后一生。
那时候日本“为使中国人民彻底认识‘东亚新秩序’理念”，对学校多加管控，还组织了“临时政府教科书编审科”，审查教材。这些措施对艺专的教学工作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却不清楚。艺专是后来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然而看央美的历史，日占时期这一段却常被绕过不提。那些滞留北京的艺术家生平里，也往往省略这几年，不愿涉及。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一度把日占区的公立学校视为伪学校，甚至学生也成了伪学生，重新进行资质审核。这种做法在当时就遭到强烈反对，得到一些了纠正，可留守的北平艺专还是长期被冠以伪字，似乎是艺专羞于启齿的历史，也成了教育和艺术研究的盲区。近年来观念虽然稍有改观，可是对这段时期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都远远谈不上充分，不论是关于艺专还是李旭英个人，可参考的信息都很零散，很难重建那段历史的全貌。
艺专复校后，表面看从教学宗旨到课程设置，从师资延聘到师生在艺术界的影响力，都延续了建校以来的体制和规模。学科有图案科，雕塑科，以及包含国画和西洋画两组的绘画科。各科的课程也基本遵照之前的安排。唯一的变化是增加了日籍教师。 1939年，王石之从日本请来了几位自己在留学时熟识的教师教图案、雕塑和西画。其中图案教师是日本著名的染色图案家、图案教育的先驱之一鹿島英二（1874-1950）。鹿島在20年代末就到艺专任教，也做过暑期讲学，曾受到学生好评。王石之聘来的这几位日本教师同情中国人，学生也欢迎，却没想到招来了教育部的异议。日本人通过当时的伪政府用各种手段对占领区进行文化渗透，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向学校派驻日籍教师。王石之自己请的这几位教师没有通过日本军部，他信得过的艺术家未必是日本方面想要安排的。艺专后来的日籍教员就都是由军部派遣，有些专注于美术教学，有的则是被派来搞训育的。
李旭英还是教基础图案课。至于课程是否能沿用原先的教材，内容有没有被强制改变，目前没找到什么资料。从伪政府颁布的指导思想看， 要求各学校宣传亲日思想，为殖民洗白大概不可避免。《我们的母亲》一书中有这样记载：“【她】不肯教学生画 “大东亚圣战”的宣传画，也不与日本人来往，日本人对此也很注意。她只教图案的基础理论和具体如何画工艺图案和商业广告，还将自己的作品拿给学生看，并告诉学生图案的设计要有创意；关起门来，还常给学生一点爱国的精神灌输，因此很得学生的崇敬和爱戴。即使学生中有进步的，她感觉到了，但也装不知道，更不会做对不起学生的事。”在日占区教书，既为谋生，要坚持正常的教学，不能辜负了学生，还要守住教育者的道德底线、民族气节，非常不易。北平沦陷，留守的艺术家们，把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继续下去，这也是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的一种坚持。正如王石之在1940年5月建校“两周年”纪念会上致辞时说：“本校创立于民国七年，今日之所谓二周年，乃系由二十七年五月复校时算起。实际上，本校已有悠久之二十余年历史。” 虽然艺专建立之初几乎就是移植日本美术教学的模式，与日本美术界本就联系密切，很多教师都是留日学生，但这不等于意识形态的同化。王石之强调的是，艺专的传承并没有因为战争而中断，这也是一种对殖民文化同化的拒绝。北平艺专是在倡导全民美育、科学救国的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见证了民国美术的艰难历程，她的文化根基不是轻易能被动摇的。
除了学校教育，日本对占领区的文化控制的重点在各类出版物，电影和歌曲这些对民众影响更广的形式。对于美术，他们采取了宣传“中日亲善”的政策，由官方及民间组织频繁的中日美术家交流。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是新民会主办的中日画家共同参与的兴亚美术展览，旨在弘扬兴亚精神。从1939年至1944年兴亚美展一共举办了六次。自愿也好，无奈也罢，北平几乎所有留在城中的美术家都参加过这个展览。今天回望，这段经历常常令人尴尬，许多人后来也尽量淡化甚至回避它；然而正因为如此，更不能把它理解为个别人的选择，而应放回整个占领区艺术界的历史处境中去理解。画展设立评审委员会，由中日名画家和著名文化人士组成，中方评审中，齐白石，溥心余，黄宾虹，李苦禅，王雪涛，启功，蒋兆和、严智开等均在其列。李旭英和艺专的教授们也担任了几次美展的审查委员。1940年10月在中山公园举办的第二届兴亚美展上，她还有作品“三多久如”参展。除了兴亚美展外，北京美术界仍有一些公开展览活动。1940年4月北京市新闻协会举办文化大展览，其中美术部分在中山公园水榭展出。据《晨报》报道，“图案堂名家李旭英女士之屏装饰《洛神》和窗玻璃装饰《春》，以美丽之颜色，玲珑之线条出之，为全部之最出色者。”国画部分齐白石、张大千、王梦白、邱石冥等名家都有作品参展，有的作品还标价出售。这些展览里难免掺杂进一些带有殖民统治和政治宣传的色彩的内容，但与此同时，它们也为留在北平的艺术家提供了有限的创作、交流与生存的空间。
除此之外，李旭英在这几年的工作事业几乎无迹可寻。也许是资料尚待挖掘，抑或是教书之余，她把全部身心都用在养育两个女儿上。对她而言，让学校继续上课，让两个孩子平安长大，就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