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Version]
追求和责任
温馨的家庭生活没有冲淡李旭英和王元奇对艺术的热爱，却悄然改变了他们在事业上的发展轨迹。
李旭英曾在诗作中这样描述她的丈夫：“少小精雕刻，都门学写生。挥毫师白石，畅达自然情。” 王元奇虽然是实用美术专业的学生，可是他对书法、国画、西画都精通，还擅长画漫画，是个很有才气的艺术家。那时期齐白石（1864-1957）、王雪涛（1903-1982）这些国画大师都先后在北平艺专任教。王元奇是否正式拜了齐白石为师无从知晓，上过他的课是极有可能。王雪涛还为他画了扇面。知名学者甘大文（1892-？）（蜇仙）那时在艺专教文学史，也为王元奇题过字。李旭英后来曾说王元奇“遗作有万千，”说明他是个高产的艺术家。《著名图案画家李旭英》艺术中记载：“他留下的画作很多，仅画的国画和扇面就有一大木箱，其中有文学家张恨水题字的扇面，还有不少为名人画的速写、漫画等，如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著名领袖甘地、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等。”可惜他的大部分作品在文革中毁掉了。现在只能从旧刊物里，拼凑些蛛丝马迹。
年仅二十岁的王元奇要继续完成学业，要分担家庭责任，也要在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 1933年6月王元奇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画展集中了他两年来的得意之作，分为基本图案、印刷图案、染织图案、陶瓷图案、金工图案、装饰图案、西洋画和中国画，此外还有他为商家设计的封面、广告等。图案新颖，西画精美，中画苍劲，都有独到之处。他的创作既有对东方艺术的融合，又有对时弊的针砭，耐人寻味。据说观者甚多，还有不少粉丝留言。同年6月25日的《益世报》有一片《公园观画记》，详细描述了一些参展作品：
“其中以金属器图案之景泰蓝纸烟盒、设计为最精巧。系用我国故有之香炉，加以新的利用，更饰以东方风味之花纹，从此名驰全球之景泰蓝，又开一实用之新途径。印刷图案中之《农业经济学》封面，以麦及圆环等象征农业及经济；《相对论》封面一张，利用高斯坐标；瓷砖一幅、利用蝴蝶之变化作成意、近难得构图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幅为全场最大者，能完全将诗意表现在纸上、构图安排及色调、亦均得宜。‘微笑’、‘小怒’两幅滑稽构图、令人一见解千愁，时某君称为新脸谱。”
26日的《世界日报》报道王元奇的展览时也提及了几幅具体作品：“‘秋意’一幅，代表白色帝国主义者吮吸人民的膏血；‘婚礼’一幅，是金钱和爱情的写意；‘微笑’和‘小怒’，是写人们的天真和理性。”
前面提到的《益世报》文章还提供了一条有趣信息：“平津艺术家王元奇，在津执教鞭有年。”也就是说在毕业之前，王元奇就已经开始从事美术教学工作了。那时候京津地区的艺术家在两地兼职很常见，王元奇尚未毕业就开始教书、办个展，可见其优秀。1934年毕业之后，他加入了著名小说家张恨水（1895-1967）于1931年创办的北华美术专科学校，教西画，并参加了1934年6月北华美举办专师生联展。
教书之余，王元奇还是《新北平报》（《新北京报》前身）的艺术记者。王元奇在《新北平》上连载过《财迷传》等漫画。找他做商业设计的人也很多。从广告、商标、图案花样和灯罩，忙得不亦乐乎。除了设计创作，王元奇对艺术的应用和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有颇多思考。1934年底，他编辑出版了《人人图画周刊》（也作《人人画刊》）除介绍装饰图案、艺术作品外，注重美术的实用性，教给普通人如何把美术用到生活中去，包括如何穿着。 1935年8月，他在《庸报》发表了题为《一篇大题小作的文章— 今后艺术之新估价—艺术家应有的觉醒》。文中提出艺术家要以向大众传播艺术情绪为己任才有价值有出路。这个思想继承了林风眠倡导的“走上十字街头，”深入民间与社会的主张，也是装饰画之王穆夏 (1860-1939) 选择以海报招贴画的形式创作的初衷，就是希望让普通人有机会接触艺术。
王元奇意气风发，多方位地开拓着自己的事业前景。三十年代很多有成就的画家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年轻的他也想进一步深造。艺专的图案教学从建立之初就深受日本工艺美术教育的影响，时常有日本教授交流授课，学校也开有日语课。所以去日本留学是个顺理成章的选择。大约在1935年底，王元奇东渡日本东京求学，于1936年4月进入东京高等工艺学校工艺图案科读研究生。
相比之下，李旭英毕业后的事业轨迹要内敛很多。学生时代的美术社大多是昙花一现。继1929年的系列展览后，旭黎图案社便销声匿迹。不过她们作品还是陆续出现在1930年初的艺专实用美术展览，以及1930年7月，青年会文物展览上。1932年，李汪两人还在《世界日报》的《艺术周刊》上合写了三角美术图案画展的观感。和李旭英一样，汪黎化毕业后也在艺专工作。她先在图案系做助教，又在建筑系教过一年实用美术工场管理。此后她是否还从事艺术工作，不得而知。李旭英则是在美术教育上耕耘了近二十年。她教学十分认真，对学生真诚帮助，学生们都很崇敬她。业余时间，她的精力没有放在办个展上，而是编写出版了一部《白香图案集》。这部书将清代嘉庆年间文人舒梦兰编写的《白香词谱》一百调约四千余字制成图案文字， 每一调集有每一种的形态，各不相同。她又在每一调的词句中选一句可以代表整个词意的，构成图案画， 画中含有诗意。该书于1932年10月出版，由同在艺专教书的著名画家兼经济学家凌文渊（1876-1944）作序。可惜这部极具艺术价值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只能从凌先生的序言里管窥一二。
婚后的李旭英，除教学外，在艺术界可寻的足迹更为罕见、零散。至少1935和36年，她都参加过艺专教授的画展。作为指导老师，她帮助艺专图案系学生成立“白薇社”并举办画展。和王元奇一样，她也关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1932年秋在青年会举办的活动中，她做了作题为《美术的生活》演讲。1936年11月北平六十余为文化界人士向国民大会建议建都北平，李旭英也是其中之一。
不过工作和家庭还是占据了李旭英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王元奇出国后，照顾阿敏、承担全部生活负担，包括王元奇留学的费用都落在李旭英肩上。大约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1936年前后，李旭英还在北平的翊教女子中学兼任艺术教员。虽然辛苦，她却不断给在日本留学的丈夫寄照片和钱，给予他最大的支持。
可以说婚后李旭英和王元奇两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继续在艺术道路上探寻，思考着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年轻和自由的心性让王元奇不断尝新，不受羁绊。而李旭英则越来越是以育人和谋生为主线，更多体现了责任和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