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恨天涯
王元奇在日本留学的时间不是很长。那一年东京高等工艺学校因为经费问题，工艺图案科的研究生只招了三名，王元奇是其中之一。据说他的优秀表现得到了日本专家的赞誉。由于留学费用主要靠李旭英支持，他在东京过得十分节俭，经常一条黄瓜就是一顿饭。省下来的饭钱就用来买书。东京千代田区那条著名的旧书街，特别是以西洋艺术类旧书闻名的松山书店是他的最爱。不过这样不规律的生活也给身体造成了伤害，甚至染上了肺病，但当时并未引起他的注意。
1937年3月，王元奇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回国。他在东京期间的创作，目前只见到为《新北平》画的一小幅漫画，以及1939年刊登于《艺术与生活》的一幅屏风设计遗作。
回国之后，王元奇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实业部找到一份工作，李旭英和阿敏便随他搬去了南京。《民报》4月24日曾报道，当时正要举办的全国工艺展，王元奇是筹备委员会的副干事。虽然迁徙异乡，一家人终于团聚，而且生活也有了保障。在李旭英的回忆中，南京的短暂生活是愉快和充满情趣的。谁知好景不长，很快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抗战开始。本是京城八景之一的“卢沟晓月”，成了日本侵略者挑起战争的地方。这让李旭英无限感慨，她在《霜天晓角·芦沟晓月》中哭诉道：
芦沟晓月，染上人间血。
四处铁蹄尘漫，狼烟遍何时雪！
坠叶，愁绪结。
唳空南雁列；
更那清秋凄雨，数不尽声声咽。
卢沟桥事变之后，南京的空气也一天天紧张起来。国民政府开始筹划政府机关疏散迁移事宜，最初迁都的目的地是武汉。8月初开始陆续疏散工作人员家属，妇孺先行。李旭英的小家庭又不得不分离。那时她已有身孕，独自带着三岁多的大女儿来到武汉，寄住在王元奇的好友章元善母亲家中。章元善（1892-1987）是当时国民政府实业部合作司司长，有可能是王元奇的上级。章母对李旭英特别好，专门请了佣人照顾她，十分周到；李旭英也非常感激，让孩子认了章老太太作干外婆。尽管如此，她对时事的担忧，对亲人的思念还是难以排解：
匝地秋风惊塞雁，风风雨雨满危楼。
黄花不减人憔悴，帘卷秋痕客院愁。
— 《旅鄂三首之二》
紧接着“八一三”上海遇袭，淞沪会战打响。10月大场沦陷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那时候武汉成为全国工业迁移的枢纽，王元奇有可能是随着实业部迁移到汉口，得以与李旭英母女短暂团聚。他们原本的计划是共同前往四川。李旭英那时候已经快要临产，行动不便。章老太太劝王元奇先独自随政府入川工作，李旭英暂时留在汉口，待孩子生下再做打算。
《华北日报》1937年7月有个报道，说是在京的四川名流筹划将四川中学改建为高级职业学校，其中有美术工艺科，聘请了诸多名人任教，其中图案教授里有王元奇和李旭英的名字。也许这是他们最初入蜀计划的一部分。李旭英在追悼王元奇的长文中也提到“ 郎已憔悴，尤谋未来金屋之贮。”可见王元奇一直希望能够妥善安排妻女的生活。而面对日益严酷的民族危机，他自己则是选择去报效国家。实业部在1937年底迁至武汉后，于38年初改组为经济部，大部分职员留任，7月起分批迁往重庆。少部分人员转作军需部门的后勤人员，也有极少数年轻人自愿参军从事宣传和救护工作。由此推测，1937年底王元奇并没有随着实业部继续留在汉口工作，而是在次女出生前就离开了。从后来李旭英的诗稿中来看，王元奇当时选择了参军卫国：
忆昔从戎去，晨曦上晓光。
无言肠已断，泪下湿衣裳。
男儿崇气节，抗敌愁当雪。
抚字少孩婴，共军流铁血。
— 《悼亡十首之二、三》
到1937年的最后一天，李旭英和王元奇的第二个女儿宏志出生。这时日本侵略军已将武汉作为主要攻击目标，汉口从1938年初接连遭受轰炸。李旭英产后仅17天，又不得不带着不满一个月的婴儿，离开汉口章家，再次踏上流亡路。【注：按照《我们的母亲》一书记载，李旭英和王元奇最初离开北平迁往南京的时候将阿敏留在了北平祖父身边，这是采用了李旭英后来创造的漫画《小胖子》里的描述。可是1946年的《李旭英女士访问记》中提到李旭英从南京踏上流亡路的时候，大女儿是带在身边的。那么从武汉撤离的时候阿敏是带在身边，是托付给章老太太，还是其他安排，都没有记述。当事人俱已辞世，详情难考。】
逃难中的李旭英一手提着放有婴儿的篮子，一手拎着箱子，准备向四川方向走。但路途太艰难，她没有奶，又无处买到奶粉，新生儿没有奶吃，只是哭叫。途中身上的衣服被水浸湿了也只能等它自己渐渐地风干。过度的劳累和忧心让李旭英产后失调，还留下了腰痛的宿疾。无可奈何之下，她决定先回北平投靠家人。这个不得已的决定对她的后半生影响至深。那时南北的铁路交通已断绝，李旭英只好先乘火车到广州，再乘轮船到大沽口，辗转回到已经沦陷的北平，仍住在公公王经佐家。
祸不单行。王元奇这期间也因为劳累过度开始咳血，没过多久又染上了疟疾，这使他原有的肺病加重。由于李旭英和孩子们未能入蜀，王元奇惦念家人，拖着病体于1938年春辗转回到北平。起初是中医治疗，他的病情毫无起色。六月初到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就诊【注：北平沦陷后，英美法医院都受到日军限制，只有德国医院照常营业。此医院为北京医院前身。】，疟疾痊愈，可是肺病已到晚期，虽有李旭英全心全意地照料，终究无力回天。7月23日，年仅26岁的王元奇在家中去世。李旭英悲痛欲绝，有心随他而去，但是为了孩子们，强忍悲痛。她作了一幅长联表达对亡夫的哀思：
念三年师弟六载夫妻如切如磋相亲互爱艰苦备尝未能安乐君便去令我心痛
悲五龄幼女数月婴儿无知无识号寒啼饥教养全责已付永诀我暂留使君瞑目
8月中元节时，李旭英又作长文《祭亡夫王元奇君文》，回首两人相识相爱相守的日子，赞元奇之才，伤他的英年早逝，一字一泪，如诉如泣。
王元奇走后停灵法源寺，于1940年3月下葬万安公墓。书法家张海若（1877-1943）、国画家刘凌沧（1908-1989）、黄均（1914-2011）及艺术学院图案系的全体学生和各界友人百余人前去吊唁送行，李旭英独自承担了丈夫的后事，又作悼亡诗十首纪念。李旭英和王元奇相守6年，此后未曾再嫁。
就在王元奇去世第二年，李旭英敬爱的父亲李裕增也撒手人寰。父亲是她和娘家最亲密的联系。李裕增晚年对这个女儿更加疼爱，两人时有问候来往。他的辞世对李旭英无疑是雪上加霜，看着两个弟弟忙着争家产，李旭英只取了几部书，又从大弟手中买下了一套红木书柜留作纪念。
40年代初，王元奇的父亲王经佐也因病去世。这位公公为人严肃，对李旭英母女并不热心，可是至少还给了她们容身之地。他一走，婆婆和小姑就哭闹着要赶她们出去。李旭英对这个家庭无心留恋，带着女儿们搬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