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榆 来源：《装饰》2019年第10期
Blogger’s note: Shen Yu is the founder of the China Industrial Design Museum. Currently, he serves as the Director and Researcher of the China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Design Docu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 at the School of Desig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e has published a series of 9 volumes titled “The Path of Industrial Design in China,” as well as works such as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Design Concepts,” “Archived Records of Chinese Industrial Design 1949-1979,” and “Modern Design.” Please find another article on a related topic by Shen on Art and Design (October 20, 2021): “The Method and Value of Design History Research [设计史研究的方法与价值]”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design is not only a quest for truth, but also a process of seeking resolu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ology, constructing the “external history” of design aims to analyze the social aspects of past design experiences. By critiquing the assumed autonomy of design knowledge and the subsequent prioritiza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the goal i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dissolution of boundaries between the “external history” and the “internal history.”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and expanding upon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diverse types of literature are further explored and cross-referenced with design achievements from various historical stages. This approach seeks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isolation in design literature and the overly narrative nature of design history interpretation.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storytelling, it aims to generate knowledge about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design that holds contemporary value. (Translated from the abstract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设计的“内史”“外史”与“图、文、物”
纵观近十余年的中国现代设计史研究过程，整体审视近百年来中国设计的现象成为学者们的一个重要工作目标，这是基于中国对于世界现代设计史研究不断的深化和对于中国未来设计发展的思考做出的选择。其中，追问中国现代设计与世界现代设计的关联性以及中国现代设计发展规律问题的思考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
早期的专著有陈瑞林《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2003）、袁熙旸《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2003）等，近期的专著有王琥《设计与百年民生》（2016）、笔者的《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2017）、魏劭农主编的《工业设计中国之路》丛书（2019）等。研究者主要以中国设计现象、事件为本体，研究中国现代设计发展的内部规律，强调设计知识的自治性、与社会的适应性，因而具有“内史”研究的特征。而将影响设计发展的社会因素从中解析出来进行研究的工作则可以交由“外史”来完成。
所谓的设计“外史”是与“内史”对应的一种研究路径，特点是重视设计与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关联及互动，这是借鉴了科学史的研究方法而提出的。随着中国设计的迅猛发展，设计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深刻，设计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也越来越明显和重要，二者需要在互动的关系中协同发展。这种情况与上世纪60年代科学史面临的情况一样，“传统的内史研究模式受到了外史研究的挑战，科学史不研究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外史将面临生存的危机”。
设计“外史”是聚焦“产业中的设计”历史，把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背景中进行讨论。这种设计史研究范式的变化主要受到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的影响，该理论“主张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而从设计的个案出发，仅以“迭代演化”为中心的设计“内史”关心的仅仅是设计事实在历史中的前后联系，用编年史的方式将中国近百年的设计活动、成果串联起来的研究则是受到了传统的“线型历史观”和“连续历史观”的影响。
在尝试对于各种设计现象、成果进行社会学的分析时，还需要引入更多的思想资源。20世纪“年鉴学派”的史学革命显示了新史学理论的生命力，研究者们“把视野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宏观领域扩展到其背后具体微观的日常生活，对于线性因果决定论的、用编年顺序把个别事件连起来的编年史式的传统史学，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
另外，设计史研究过程中还需要认识论的支撑。美国分析哲学家约翰·波洛克提出了“直接实在论”，提倡将理由串在一起变成论证，同时允许将认识主体的感觉、经验加入判断中来，因为“我们也许可以将‘形式理由’和‘实质理由’区别开来，前者从逻辑原理中推导出来并且同等地适用于所有的概念，后者专属于个别概念并且反映这些概念的内容”。这个理论提示我们，用既有的关于设计的定义去考察中国设计存在的价值是有限的，而进一步解读中国现代设计发展与西方差异、源流传承等这些具有认识论性质的问题应该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设计“外史”既可以用概念的方法来研究，也可以用综合的方法来研究，但是都要求发现设计史的真问题，避免假问题、伪问题的研究。“图、文、物互证”更加适合后者。在理论的关怀下，“图、文、物互证”可以避免以简单的因果关系“串联”史实的现状，并以此为突破口，可以进一步解决设计文献“孤岛化”、设计史解读“故事化”的问题。这三者中所谓的“图”主要是指以新闻图片、摄影、宣传画、电影等为代表的文本。另外，设计草图、各种技术性工程制图也属于“图”的范畴。设计所谓的“文”主要指地方志、工厂志、行业志、技术资料、个人口述形成的文字、重大事件记载报导、重大政治、经济理论文献等。所谓的“物”则是以产品为代表的设计成果。
在“内史”研究中应用“图、文、物互证”指向的是证明一个设计成果的完整性，“外史”则指向设计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
- 首先，应对于来自不同领域涉及政治、社会、技术、个人生活、工作的图和文予以同等的地位，避免依托单一文献叙事；其次是将图、文、物交叉比对，避免将其排列成简单的线性结构表达前因后果，并由此激发更多的文献参加到互证中来；
- 再者是让由学术共同体已经认同的、内化于心的“程序知识”与“陈述知识”共同参加到互证中来，以“否定者”的姿态展开研究。但同时，也需要十分清晰地意识到，“否定者抨击的是证据和结论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结论自身”。
文献发掘、利用与“图、文、物互证”
1.在大历史的下层拓展文献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设计叙事常见的有两种线性路径：其一是“晚清新政—官办工厂—自由市场竞争”，其二是“工商美术—月份牌—期刊封面—图案—轻工业产品包装、产品”。
其中对于图案的研究产生了较多的成果，以张道一《陈之佛先生的图案遗产》（2006）、夏燕靖《陈之佛创办“尚美图案馆”史料解读》（2006）、林银雅《陈之佛图案教学思想研究》（2006）、宋健《陈之佛与尚美图案馆》（2019）、李有光、陈修范《陈之佛文集》（1996）等成果为代表。基于中国早期设计教育来论述图案研究的有夏燕靖《对我国高校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课程结构的探讨》（2007）、田君《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萌发——民国工艺美术教育研究》（2007）、袁宣萍《浙江近代设计教育（1840—1949）》（2008）、郑巨欣《匠心文脉，传承有道——从开始至1966年前》（2010）等。
其他还有刘立萍《中国工商美术家协会与商业美术展览会研究》（2017）、连冕《中国现代设计先驱郑可的“包豪斯”情结——兼述其与庞薰琹之关系》（2018）、金晓依《陈之佛之于早期东方设计的启示》（2018）等研究。其中，新闻专业的李华强《设计乌托邦：尚美图案馆的创办、运作及意义》（2016）、施茜《与万籁鸣同时代的海上时尚圈》（2013）、张睿《武汉近代工业发展状态及设计研究》（2013）、袁宣萍与徐静《中国近代染织设计》（2017）等成果比较具有“外史”特征。
上述研究涉及了“国货运动”“西湖博览会”“早期中国参加世博会”等这一时期重大的事件，对于新的文献发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仅围绕着宏大理论，不但找不到中国现代设计史研究的切入口，而且会有被政治史、社会史淹没、替代的可能。
在清末民初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主流理论下，主张轻工业优先发展的理论被发掘得不多，民国时期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比较少，没有形成一定的声势，也无法与重工业优先派展开论战，但是却与这一阶段的设计史紧密相关。方显延曾经提出过以轻工业为主导的“低度工业化”模式；丁趾祥则提出了一个十分具有特色的“丝绸工业优先”论；高叔康认为手工业也可以机器化、标准化、合理化，社会的消费欲望复杂，不能完全归于均一化。从各企业实际运营的情况来考察，其价值观高度一致，所以猜想其背后是否有类似“德意志工业同盟”这种组织在推行以标准化为目标的工业生产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设计活动？
查《上海工商社团志》专记篇第二章有记载，20世纪20年代后，中华国货维持会内部虽然有些工业会员担任重要会务工作，而领导权由商业人士长期主持，不能充分反映工业资产阶级特别是机制国货企业主的要求。1927年6月15日，机制国货企业创立了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机联会”），以“谋求实业发达，国货进步，挽回外溢利权，增进社会公益”为宗旨，在烟台、南京、常州、江阴、苏州、太仓、嘉定、杭州、嘉兴和宁波等处设会员工厂，鼎盛时期发展到320余家会员。
工业领袖与商业领袖的分歧表面上是关于卖什么货的争议，实际上是从设计“外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初开始的关于设计作为一种科学知识在现代生活中如何成为可能的分歧。这些工业领袖在学习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接受了一种“工业造福生活”的理念。他们坚信，工业产品的设计、视觉传播的设计都必须在与消费者的互动中进行。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话语”影响了设计知识的应用。
作为“机联会”的会刊，《机联会刊》于1930年创刊出版，半月刊，32开本，后来以《机会》作为杂志的名称，每期印三万册。（图1）由家庭工业社企业主陈蝶仙（笔名天虚我生）任主编。该刊以介绍中国的机械制造工厂规模和发展远景为主干，辅以介绍外国的机械制造企业，激发起企业家对于大工业、标准化生产的憧憬。此外还有工业生产知识、工商知识、工商经济论文，也有小说作品。这些都被嵌入了精心“设计”的专题和“生活场景”中，配合推销相应的产品。
这本杂志几乎已经被遗忘，但其文字内容和大量的广告补充了民国时期设计史研究的底层文献，也有助于整体解读这个时期的设计与社会背景、技术条件、消费水平状况的关系。（图2-7）
通过“图、文、物互证”可以发现，“机联会”的历史作用是明确机械制造是中国产品发展的方向，积极构建有利于工业制造发展的要素，运用企业家和设计师的想象力，强化了中国现代的消费价值观，同时抓住市民阶级兴起的时机及市民公共生活空间敞开的契机推销中国机械制造的工业产品。可以认为，“机联会”影响了之后中国现代设计的走向。研究这一段历史，可以明了中国手工业向机器生产过渡的背景，并在这个背景中整体地考察设计活动。
有关1949年以后中国设计研究的成果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孙海燕《“想象”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生活与设计》（2009）、王小茉《由仿至造：国产自行车品牌与制造的发展历程》（2015）、张守智《建国瓷的设计、试制与生产》（2016）、赵静《周令钊：20世纪艺术与设计史的个案研究》（2019）、王琥《新中国设计纪事》（2019）等。
还有张守智介绍山东日用陶瓷高端定制设计、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杨火印回忆“7501瓷”定制设计与制作等个案，另外有一些这个时代的社会图像研究成果。尚有大量的碎片化内容有待于在进一步理解政治、社会、技术等要素影响设计发展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开拓性研究。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将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的主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来看，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占14.97%，重工业投资占85.03%，这种情况反映出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
在这种语境下，轻工业产品、印染设计无不受到影响，对于工业化的向往成为20世纪50年代一个十分特殊的设计现象，在此以前和以后都看不到类似的设计。（图8-10）因此，不应该将这些设计简单地归纳为一个“工业题材”类型的设计，而是要理解这些设计实际上是当时“工业化发展”这个特定的社会因素塑造出来的。同时可以发现，这个时期设计组织的方式、运用的手法、品质评价的标准与“机联会”时代几乎一样。
9. 九星牌翻口面盆，以长江航运客轮船为题材装饰盆底，1959 年，笔者收藏
对于与“机器印染”相关的设计而言，虽然染织行业的史志和地方史志提供了一些大的历史发展背景，但仍然要着力于具体的工厂志书，并发现与当时生产相关的文献和实物。
如《常州东风印染厂厂志》是一本未正式出版的厂志，因为没有被“精炼”过，所以存在更加翔实的内容。该厂前身是广益纺织染公司二厂，1949年前为大成纺织染公司二厂，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历史传承的印染工厂。在1956年前，该厂花布图案主要从上海一批个体设计师手上购进。1956年成立了设计室，每年设计、生产100多种花布图案，其中从上海请来的设计师吴英俊是主力。他毕业于上海美专，后服务于商务印书馆，1949年后以图案设计为业。
据文献记载，在1955年，各地美术家协会会员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相继在报刊上呼吁，要求改善人民衣着、美化人民生活。纺织工业部为此召开了会议，各省、市纺工厅、局都成立了“花布图案评选委员会”。
1956年6月，华东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华东分会在上海联合举办了一次“花布图案评选会”，邀请陈之佛在会上作“中国图案与花布图案改革工作报告”。他从中国图案宏观的角度阐释民间工艺的源流、演变在历史长河中的影响，及其所形成的丝织图案和花布图案，从工艺美术角度深入地阐释了印花图案存在的价值。他提出，图案设计师要向姐妹艺术学习，向大自然学习，加强进修和写生，扩大视野，吸取新的营养，提高创作活力和灵感。随即，陈之佛成为江苏省花布图案设计评委会成员。作为印染厂的工程师，沈农辞也有相似的表述。
陈之佛在使江苏成为继上海之后的图案花样设计的榜样方面功不可没。而新华社发表的图片说明词是“为了1957年花样图案设计做准备，印染厂的设计师们外出写生”，说明陈之佛图案教学体系中“写生变形”的方法已经深入工厂设计工作体系中，并且激发了巨大的产业能量。（图11、12）1962年以后，陈之佛评审江苏染织图案的工作由南京艺术学院染织专业张永和、金士钦、金庚荣、李湖福老师继续。类似这一类文献的深入发掘可以作为陈之佛设计研究叙事拓展的基础。
12. 盖有“上海市花布图案评选委员会”印章的设计参赛手稿，从其画面来看大致判断是受过系统美术训练的设计师的作品，约1955 年，设计师不详，笔者收藏
长久以来印染行业有“产品样本”“工艺样本”交流制度，前者交流甚广，发现有与陶瓷行业互换的情况，后者不仅有花样设计实样，还有工艺说明。（图13）
上海丝绸印染各个厂的产品50%以上是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从其样本上的记载可以看到：1962年共计设计图案1086张，而在外销的产品中，79%的图案是自己设计的。这份文献总结了每一类产品设计的优缺点和适销的国家和地区，并且注明了产品的“图案”“配色”“黑白稿”三位设计师的姓名。（图14）甚至还特别批评了其中一个设计的“黑白稿”不够细腻导致品质欠缺。对于国内市场销售的产品，除了运用专家评审机制以外，还经常在基层举办各种展销会、展览，直接听取商场和消费者的意见反馈，这些机制、意见必然会影响到设计。
14.《上海绸缎》样本，1963 年，笔者收藏
这些“图、文、物”生动地阐明了个别事实，在以生产为中心的时代，服务于生产的设计活动和成果在“图、文、物”上的印记特别需要进行互证。这个时代的图像丰富，但是其中的一些需要过滤掉“修辞”，揭示其被遮蔽的意义。对于史志类的“文”最有价值的是最初的写作稿，但仍然应该通过亲自做口述整理来比对前者。对于“物”则需要在熟悉前两者的基础上依靠“眼缘”来收集，并与文献匹配。
2.在产品链的异常点追溯文献
观察一个时代的“产品链”变化是“外史”研究的基础。当某一个时期出现产品品质特别高的“孤品”，或同一类产品在短期内大量生产产生“泛品”的情况，往往是中国设计发展要素配置不全的时候。
1957年初，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根据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一五”计划制造业全面发展的计划目标，决定由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顾训方牵头，专门成立照相机试制领导小组。毕业于原沪江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前身）机械系、曾经师从德国专家的公司技术科副科长游开瑈担任主要设计师，参照德国徕卡相机设计。1958年生产上海牌58-I型相机1000架。该产品是我国第一种单镜头旁轴取景高级照相机，后经过改进，定型号为上海牌58-II型照相机，1959年9月正式投产。（图15）1959年永安百货公司的照相机橱窗就是用这台照相机作为主体装饰的。（图16）截止1961年9月一共生产了6.68万架，后因滞销而停产。调查中没有发现这个系列的后续产品。
如果纯粹从以上文献来看，这仅是一次“山寨”的设计，但是据当时买过这种照相机的老人回忆，该产品当时售价约400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当时一个青年工人一年左右的收入，显然这个产品是“异常”的。在《陈云文选》中有用高档产品销售为国家加速回笼资金的记载，即“要摆出几样东西来卖”。当时的思路参照了英国战时经济的做法，主要是针对月收入200元左右的医生、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以及拿国家定息的资本家销售高档产品，以达到填补工业、国防建设资金缺口的目的。
同样的“异常”高端产品出现在北京，1974年投入小批量生产的牡丹牌2241型二十二管调频、调幅全波段台式半导体收音机可以收到全世界广播电台的节目。研究电路图发现，该产品具有长波、中波、短波功能，首次采用调频技术，设置了调频波段，可收到全世界广播电台的节目。（图17）从品质追求来看，其中分别独立设计的高、中频通道，使中波与调频高、中频电路各置一方，减少了相互之间的牵制和干扰。从外观设计来看，品质感很强，度盘右上角装有旋转磁性天线，机箱面盖内装有世界时区计时器。（图18）有文献介绍，其不计成本的元器件设计保证了产品优良的工作性能，被誉为“中国收音机之王”。
16. 永安公司的橱窗设计应用了上海牌58-II 型照相机的造型
17. 牡丹牌2241 型收音机机芯设计各功能设计说明图，1974 年
18. 牡丹牌2241 型台式晶体管全波段收音机，1974 年
通过该厂首任总工程师俞锡良、总工程师严毅的回忆了解到，随着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为了展示国家形象，北京无线电厂立即组成了北京饭店高级半导体收音机设计小组，确定了设计方案。以日本收音机之王索尼的一台同类的收音机为标准设计、试制。北京无线电厂建厂初期，从厂长基金中拔出专款购买了许多国外的先进仪器设备。如测量仪器是订购英国马可尼公司的，生产用的电声测量仪器则以丹麦产品为主，承担着为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场所设计制造各种音响设备的任务，其技术优势一直保持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
上述两个文献的研究分析，如果发生违反技术迭代规律的现象，那一定就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这在西方的设计史中也不乏案例。这一类的设计可能会对下一代产品品质的提升发挥积极作用，但也可能是一种设计的无奈。
在“低端”产品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由行业管理部门领导及上海飞跃电视机厂骨干技术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以其成熟的9英寸晶体管小型黑白电视机为基础，调动全国相关工厂技术人员实施“联合设计”，目标是使电路进一步合理化，主要元器件实现标准化、通用化。（图19）从后来实际的情况来看，由于主要部件的设计相同，加上各个工厂造型设计能力的欠缺，推出的20余个品牌的产品大同小异，更有一些设计完全违背了产品的设计原则，呈现出怪异的面目。这实际上是在当时的经济管理体制下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简单地指出中国设计的山寨问题并不难，但只有通过设计“外史”研究找到其原因，才能不重蹈覆辙。
除此之外，对于以品牌共享的方式设计制造出口盈利引发的法律纠纷案例也应该进行专门的研究。同样是大量生产的产品，自行车、缝纫机这一类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设计似乎做得更好一些，其内容庞大的行业内部技术资料《自缝科技》记载了各个工厂分工协作的情况：如天津以高档自行车为突破口，上海主攻赛车，青岛主攻部件电镀，广州主攻广交会订单，等等。同时又会以行业的情报研究和技术交流为平台，使大家共享一些核心的技术和设计。
3.“外史”构想深化文献利用
这几年设计文献的整理具有重大进展，在设计人物文献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唐薇编《张光宇文集》（2011）、祝重寿编《祝大年文集》（2011）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学术思想丛书”，黄培波主编《郑可》（2014），杨成林与林文霞整理《雷圭元图案艺术论》（2016），唐家路与王拓的《张道一对陈之佛图案思想的继承与发展》（2019），李立新的《陈之佛与庞薰琹》（2006）等。在基础文献研究方面则有黄建平、邹其昌主编《设计学研究》（2012），左旭初关于民国时期的包装、品牌系列书籍、曹汝平的《上海美术设计机构研究（1909-1978）》（2016），曹小鸥的《中国现代设计思想》（2017），王琥主编《中国设计全集》（2010）等成果。
对于研究者而言，“图、文、物互证”是要将已经发现的文献“变成”新的文献，这样“新的历史”才能继续。在进行上海包装设计史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虽然收集了许多设计师的设计作品，但仍然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整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设计师之间的互动十分频繁。
因此，笔者尝试着把设计师的情感、意识、行动、爱好趋于相似的设计师排成一个小单位，结果发现了民国时期基于商业关系的设计专业圈，计划经济时期基于生产任务的设计机构圈、工厂圈、师徒圈，改革开放以后以设计公司为代表的服务圈，以及贯彻始终的院校圈，甚至包括以子承父业为特征的血缘圈。（图20）尤其是机构圈、工厂圈、师徒圈的设计师相互影响、渗透，呈现出精神行为上的统一性。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图、文、物互证”似乎更有逻辑性，“外史”与“内史”边界也有了被消解的可能，但仍然必须保持两者之间的张力。
结语
设计“外史”不仅需要借鉴成熟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对于原有的设计史研究方法展开思辨和批判，而且需要一批具有设计实践经历，同时兼有历史学、社会学、技术哲学素养的研究者来从事中国现代设计史的书写。从近几年科学“外史”研究的经验来看，具有特定的自然科学领域研究和实践经历的学者从事科学“外史”研究工作，较之过去纯粹的社会学背景的研究者更加有新的建树，发表的论文也更加具有讨论性。
与历史学确立的两大目标一样，设计史是叙述过去和解读过去，但应该拒绝那种声称能够恢复虚幻的过去之做法。过去的形象只有通过从我们自身的当下出发对他的叙述，才能变成可见的东西。由此可见，历史学家当下的立场制约着对于过去的看法，也制约着对于未来的看法。因此，无论是“外史”的建构还是“图、文、物互证”，设计史研究者的立场、态度，以及出自其所生活的当下的思想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反之，再重要的经验事实都可能被忽略。